文／钟伟

　　大约半年以来，供给侧政策在中国变得非常热门，这让我比较困惑，原因在于我不懂供给侧政策的基本经济理论。经济学有一个学派，叫做供给学派，主要政策主张似乎是减税。经济史上人们有时候也把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或者同期的里根主义称为以供给学派为根基的改革，但这两位的改革和供给学派究竟有没有关系？我也不太了解。

　　从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思路的表述来看，似乎说的是，中国内需市场是广阔的，之所以需求释放不强劲，在于切合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而偏离甚至有悖市场的无效供给多了一些。由此观之，供给侧改革似乎在于，通过改革让政府和企业多提供契合消费者需求，多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

　　这种尝试，经济学说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大约80年前，人们曾经围绕着可计算的市场经济展开过争论，在电子计算机问世后，这个争论短暂地复活过一次。争论大概的核心，就在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凭借先进的计算技术和海量数据，人们也许可以计算出商品和服务的大致价格，如果市场经济是可计算的，那么计划经济看起来就不那么荒唐，因为青睐计划经济的国家，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既能克服市场供求失衡和经济周期的缺陷，又能有序高效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但这些尝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失败了。

　　中国通过顶层设计的供给侧改革，究竟包含怎样的理论和实践？我们也许可以从草根的角度，从自下而上仰视的角度，去观察如何突破供给侧改革。宏大的事情我们不说，只是从身边的点滴事情说起，中国普通民众迫切需要的点滴需求是什么？

　　一是空气，清洁的，可以放心呼吸的空气。从北京奥运会到现在也就仅仅7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雾霾。不能说治理雾霾的努力不够，但空气质量的改善仍然是迟缓的，人们仍然期待风来。为什么难以对付雾霾？如何给国民供给清洁的空气和水，可能是每个国民都充满无力感地关注的事情。这个供给侧改革搞好了，淘宝上才不至于热销外国的空气。

　　二是食品。其中一个焦点问题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争论，据说央视的一位名嘴还和一名网络斗士就此产生了诉讼，诉讼的结果似乎云山雾罩。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之严峻，已迫使中国许多民众成为业余化学家。但毕竟基因工程是相当复杂的科技，人们说不清转基因到底对人类是好事还是坏事。至少在北美地区，类似面包等主食不得使用转基因粮食制作，学生营养餐也不允许包含转基因食品。似乎在中国也并没有允许大规模商业化使用转基因的法律规定。但公众仍然相当困惑，抛开转基因安全还是不安全的争论不说，能不能出台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识制度？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能有明确清晰的选择，保守胆小害怕的，可以安全地选择非转基因食品；无畏地拥抱赞美科学的，可以大胆地使用价廉味美的转基因食品，岂不是皆大欢喜？

　　从雾霾到转基因，到医保卡改革……中国民众强烈的、强劲的、有效的需求，仍然值得需要用大道理去认真讨论一下。普通民众日常关心什么，抱怨得最多的地方，矛盾越频繁的领域，就越是有效供给的短板，而这些短板要补足补长，却往往很困难。经济改革没有四两拨千斤式的，或是灵机一动的巧改革，要拆除供给侧改革的“围墙”，也许需要向民众多倾听，需要真情怀和笨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