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专栏作家郑永年撰文认为，这种情况不改变，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

    中国的经济秩序，用官方的话语来说，是一种混合型经济秩序。西方对中国经济秩序经常迷惑不解，有各种称呼，例如“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发现中国存在着私营或者民营资本主义。很难用西方经济学概念来解释中国经济体。

    实际上，上述各种所谓的“资本主义”形式在中国都是共存的。在顶端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底层是符合亚当 斯密所描述定义的自治性质的资本主义，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则是国家和民间合作的资本主义或者一些人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

    中国官方本身用混合经济来概括中国经济体，倒是比较符合事实。在这个混合经济秩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政府与市场关系等保持平衡。一旦严重失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经济秩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

    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对历史的看法。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秩序来衡量中国经济秩序，似乎西方经济秩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秩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秩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

    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秩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

    西方的经济秩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出现了大问题。西方经济秩序的缺陷，无论是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2008 年之后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

    同时，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远较中国政府弱。西方政府只有两个杠杆，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这两个政策经常失效。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无效了；当政府债务高筑的时候，财政政策就失灵了。和西方比较，中国政府不仅具有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且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部门来平衡市场经济。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比西方的具有优势了。今天，很难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西方各种经济体制之间做一个价值判断。原因很简单，两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平衡，但同时两者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失去这种平衡。

    如果把中国和美国做一比较，就会看到两种不同的市场和国家关系。从概念上说，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而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market）。就是说，在中国，市场要服从政府原则，而在美国，政府要服从市场原则。

    当然，如果用马克斯 韦伯的话来说，这两个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市场，或者一个完全由市场来主导的政府。事实上，即使在计划经济下，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例如黑市和地下市场；即使在最典型的市场经济里，例如香港，政府对经济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从经验来看，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国家和社会没有有效的力量来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对各国来说，问题在于，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在西方，政府从属于市场。尽管从总体上看，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政府毕竟还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是规制型国家（国家对市场进行规制）还是干预型国家 （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但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边界，尽管在不同国家，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不同的。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总体上看，在后发展国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发展国家的大。例如在欧洲，英国因为其最先得到发展，其自由市场的空间远较后发展的德国和法国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边界应当划在哪里的看法也不同，这可以从亚当 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当代的不同经济流派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中看出。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妨碍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来说，和西方一样，中国也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和西方相比，在中国的“（政）府内市场”模式下，市场存在并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边界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边界。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和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的时候，其劣势就会出现。或者说，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秩序也处于改革过程之中。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意在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第二，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是什么？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哪些它应该退出来的地方它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第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平衡点在哪里？在很长时间里，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贫乏不堪。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在很多国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领域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这种情况不改变，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

    很显然，中国经济秩序的大构架已经确立。尽管仍然进行改革，也会从西方学习一些制度要素，但很难演变成西方那样的经济秩序。正如这里所讨论的，这不仅因为这个经济秩序具有文明性，而且也是因为其在很多方面就有巨大的优势。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或观点。转载文章，仅供参考。）